本网讯（通讯员黄子骄）2021年11月6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科创建40周年庆典暨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典礼结束后，举行了“后小康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主题演讲（一），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李实老师，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姚树洁教授，南京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郑江淮教授依次作主题演讲。该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宋德勇教授主持。

第一位演讲嘉宾是李实教授，李实教授曾经是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认为这段获奖经历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很大的影响。李实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路径选择》。他首先强调了共同富裕是个长期目标，应扎实地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广泛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但经济学会更加注重物质上的共同富裕，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21-2035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5万美元，收入差距有明显实质性缩小；第二个阶段为2035年-2049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万美元，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基本合理；第三个阶段为2049-2121年第二个建党百年全面实现共同富裕，人均国民收入处于全球收入最高的10%国家和经济体行列，实现社会的全面共享。李实教授强调虽然每一阶段的目标标准较高，但是只有高标准才能带来更多压力，从而倒逼深层次的改革。为了具体达到共同富裕的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李实教授也提出了六条路径选择，第一，推进高质量发展战略，激发企业或者个人的活力；第二，缩小城乡差距，重点关注农村的土地结构问题改革；第三，缩小区域差距，保持要素流动，区域发展政策，加大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第四，缩小收入差距，其中最主要的是城乡收入差距，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第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第六，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些路径，李教授提出三方面的政策措施，首先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要求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使资源有效配置以及要素报酬合理分配，三次分配也需要社会环境、制度和政策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出台财产税、遗产税等相关政策的。其次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群体规模，从减负、税收、教育支出、在职培训、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关注中等收入中的脆弱群体；最后是从增加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和增加共享性三方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第二位进行主题报告的是姚树洁教授。姚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后小康时代我国新发展格局》。首先，姚教授以时间为主线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由区域“非均衡”向“协调”发展的特征演变过程。具体来说，1978年—2008年，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为解决基本的需求问题采取伴随环境污染的速度优先发展政策，年均增速大于10%。姚教授进一步利用1979-2003年的经济数据说明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形成三阶段的瀑布型经济发展形态，90%以上的出口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我国的绝对贫困发生率逐步降低，从1993年开始低于非洲绝对贫困发生率水平，2003年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2012年为“协调”发展的时间分界点，但是2012年之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内外部压力，人口红利缩小、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造成了中国发展的内部压力。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2020年的新冠肺炎危机、美国的单边主义、技术霸凌与地缘政治博弈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外部压力。虽然全国及区域城市人均基尼系数不断下降，但基数有所提高所以增量仍然可观。地缘政治地位逐渐提高的中国在疫情的危机中也体现出强大的发展韧劲，在全球主要国家的出口贸易份额中提高1.6个百分点，这也促成了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取得重大成功的秘诀是中国以保人民取得战役胜利，拥有强大工业制造体系和核心数据技术，党群联结上下一心。最后，姚教授将时间段聚焦到建国100周年（2035年-2049年），展望该阶段的后小康社会经济发展。在第一阶段（2021年-2025年）中国将稳中有进推进十四五规划，“六稳六保”的基础上人均GDP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达到1.2万-1.25万美元以上，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水平”国家，届时全球将只有16%人口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第二阶段（2025年-203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在第三阶段（2030年-2049年）成为全球最发达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在每一个阶段中国仍然会面临机遇与挑战，所以中国应该有计划、分步骤，稳扎稳打地利用新技术革命和深化改革推进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第三个给大家做主题报告的是郑江淮教授。郑教授的演讲主题《创新驱动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技术发现假说与检验》。郑教授首先提出工业化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典型事实，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以开发区推动的发展和以产业集群为中心的发展，基于事实探讨相关的两大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城乡转移假设和产品发现假说，认为地区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生产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郑教授通过简单梳理十八大、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及十九届五中全会等重要政策报告中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相关表述，给大家阐述了有关于国家层面区域发展战略的变化，并基于2000-2019年的相关数据说明创新驱动阶段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典型特点，运用显性比较优势的方法构建相关定义，通过可视化的方法总结了发明创新和制造专业化演变的集聚特点：“双集聚”地区呈现从点到面的发展态势；“仅发明创新集聚”地区呈现外围兴起，从东向西的发展态势；“仅制造业集聚”地区呈现从面到线的发展态势；“双无集聚”地区则呈现从分化到固化的发展态势。基于此典型事实，郑教授提出“技术发现假说”，即地区竞争优势来源于知识和技术路径依赖性、“知识或技术经济性”与人才溢价。基于以上研究，郑教授提出相关的政策含义，即从产业政策转向创新政策，以人才政策为中心，从促进产业吸引、产业集聚转向促进技术集聚、人才流动、人才集聚的激励政策。最后郑教授特别强调：“技术前沿是动态的，没有最大范围的人才流动，就没有区域持续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