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邵帅教授的研究和精彩演讲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启示，特别研究了我国资源型城市，我们也没有想到资源型城市居然有如此之大，而且大量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如何转型是很多年以来非常让人头痛和迫切的问题，他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下面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刘瑞明教授。

刘瑞明：我今天交流的观点是双重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这是经济学理论里面最起码的尝试。在过去七八年时间里，党中央确立了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在政策的执行层面存在着一些误解，可能和我们意图并不是那么吻合的情形，所以我取名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局及其破解。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探索了无数种方式，包括早期的扩大自主权，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三年纾困。如果做文献梳理，混合所有制这个概念并不新颖，早在1988年的文献中就有了，英文文献则出现得更早，所以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2013年11月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变成改革的主线。从微观企业角度来讲，国有企业既然效率低，把民营股份按比例纳入进来，通过混改可以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升，从而能够达到改革的目的，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在过去七八年时间里，中央企业自2013年至今累计实施混改达到4000多项，吸收社会资本超过1.5万亿，混改企业在中央企业法人单位中占比超过70%，相比2012年超出20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54%。尤其在三年行动计划的背景下，混改进程推进的非常快。理论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微观效率改善的同时宏观效率也应该改进。宏观效率的改进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上。然而我们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在最近几年我们经历了如此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如果前面的推论是对的，为什么会观察到一个相反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悖论。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体现出的基本事实。伴随2009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国有企业趋势开始出现了大转折，从数据上一路逆转，从效率上开始一路下降。在宏观经济增长率和微观效率指标上都出现大转折，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自从90年代的三年脱困计划实施以后，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我们一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那个时期以抓大放小和退出为主，但是在经历了2008年次贷危机波及以后，2009年提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4万亿刺激计划包含了一揽子政策，实际上是财政纪律和金融纪律的放松，使得金融在国有企业里面的软预算约束和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重新恢复，从而导致今天债务比例上升，导致今天一系列微观效率的下降和一些宏观上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经济增长率有非常明确的上升态势，然而经历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2009年我们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以后，2010年增长率是12.2%，到今天要争取的增长率是保6%，短短十年时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从新常态的规律来讲，的确我们不可能维持过去那么高的增长率，因为有些客观红利在消失，但是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迅速下降，这要特别值得警惕。如果把这两项放到一起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如果我们再去看全国国有资本回报率、利润率的情况，从宏观数据上可以看到跟刚才一模一样的趋势，当我们的国有企业户数增加，数量增加的时候，一旦我们放松了财政纪律和金融纪律，一定会重新导致低效率，而且可以看到很多效率指标已经低于2003年左右的指标，这意味着低于国资委成立之前，那个时候是刚刚经历了三年脱困和大换血，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我们现在很多宏观指标居然已经跟这个持平，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前宏观经济指标并不是那么理想。企业效率指标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宏观下行压力的微观基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特征，既然我们前面已经从逻辑上推导出混改能够提高效率，为什么不能反映在宏观效率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大转折背后的体制复归，具体表现在债务和补贴上，第二个是上游垄断的不断加剧。中国是一个非对称竞争市场，在下游产品市场领域放开了竞争，衣食住行的相当一部分产品已经供给充分，市场壁垒非常低，所以有大量企业去竞争供应，但是上游市场维持国有垄断，使得小部分国有企业利润非常高昂，一部分企业出现亏损。经过40年改革，国有企业亏损状态哪怕在最近几年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有接近4成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个态势意味着长期亏损不能退出，就必须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补贴，这种补贴有可能是财政的直接补贴，也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隐性补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自然就不可能有宏观好的表现。另外一个特征，在4万亿刺激政策下，我们放松了财政纪律，放松了金融纪律，可以看到大量国有资产表面看起来庞大，其实更多是债务累计的。再看工业企业的补贴和上市公司的补贴，在09年之前非常靠近0，但是09年之后就突然增加了，这说明软预算约束重新复归。

国有企业今天已经不能够简单把它叫做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内部已经完全分化成两类集团，我们通过这张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间这条蓝色线是所有国有企业盈利状况，看起来很好，因为在不断上升，已经接近4万亿水平，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每年财政收入加起来才18万多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再去把这个结构简单梳理清楚，很快就会发现内部是不平衡的，因为上面盈利的盈的要死，底下亏的亏的要死。重点转折出现在08年左右，底下这条线在09年之前基本上是非常接近0的，我们对于软预算约束有很好的遏制，尽管还有亏一点，但总体上是控制的。但是09年4万亿刺激计划放松财政纪律后，就可以看到现在每年这部分的亏损就接近2万亿。另外一部分企业利润率不断上升，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放到中国特殊的国情，放到中国的市场结构中去看，恰恰有可能这就是宏观经济下行的诱因。上游垄断卡住了下游的脖子，使得下游所有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纷纷退出市场，无法盈利，实体经济难以振兴。如果我们再去看上面这两条线，再去看谁拿到上面那条线的利润，谁拿到下面亏损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国企内部是两极分化的。央企现在不到100家，所有子企业数量所占比例也是比较少的，但是可以看到在历年国企内部利润占比里面，在2015年之前基本上维持在70%左右，最近几年有所波动，但依然在60%以上，也就是说数量很少一部分企业占据了绝大部分利润。我们通过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或者连原理都不用学，同街边老太太讲，如果这个教室里面有少量人体重极度占据全部教室里面的重量，你想一想，他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结构状态吗？肯定不是。我曾经提出中国的竞争市场是非对称竞争，上游是国企垄断，下游充分竞争。我们今天在下游里看到那么多丰富的产品，人民福利得到上升，实际上是下游引入了竞争，但是上游没有，上游产品作为下游产品投入的生产中间品，意味着所有下游企业生产的时候都要购买上游的产品，而上游的垄断是加强的，毫无疑问其要价能力是强的，这个时候下游生产出来的产品，去售卖的时候无疑是垄断价钱，看起来是利润，但背后实质上是一种垄断途径。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利润会两极分化。中国企业一方面看起来风景独好；另外一方面，一些企业纷纷表示压力非常大。目前的混改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如果看到中央文件里面的混改政策，里面所有表述全都是说应该在企业内部引入一些民营企业，引入一些外资企业股权，让他们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机制里面来，通过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使得效率的增加，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没错的，但是不足够。因为市场竞争的前提是当你把市场壁垒放开的时候，再去做这些事情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把市场结构管住了，壁垒放的很高，别人进不来，你在内部去调整，你会发现，哪怕能有一些边际改善，也是相对比较微弱的。我们回到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来讲，如果要去改，其实我们不反对同企业同股权，因为这是一种重要的效率提升方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放松市场壁垒，真正让市场结构中其他主体企业能够参与到竞争当中来，从而形成对企业客观上的倒逼，从而形成真正竞争，才能够有可能增加上游供给。增加了上游供给，价格下来了，成本下降了，大家也会好过一点，意味着国家生产能力在增加，产出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否则我们只是管住了上游，让下游自己竞争，哪怕下游是国有企业也会是亏损的。非常简单解释了上面两条线中，为什么一波企业盈利率非常高，另外一波企业亏损非常严重，哪怕你是国有企业，如果处在下游，你也会亏损。我们提出，真正的混改不能只是强调国有企业，应该强调双重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市场结构上应该引入竞争，在企业结构上也应该混改。从两个方面去推动效率真正的提升，市场结构的混改本质是降低市场壁垒，通过改变市场竞争结构，破除垄断，推动市场整体效率提升和产出增加；通过改变企业股权结构，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和增加，二者共同构成宏观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更构成混合所有制的重要内容，甚至在当前阶段市场结构的混改，降低市场壁垒，应该是更主要的，因为它所能够带来的边际效应更大。

以上是我今天汇报的内容，谢谢大家。

（本文为速记实录，未经演讲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