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的“后小康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此论坛上演讲的嘉宾都是来自各大高校，也包括华中科技大学的杰出学者，首先第一位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获奖者邵帅。

邵帅：大家好！今天上午非常高兴跟很多前辈、大咖交流，受益匪浅，下午本来我是排在第三个报告的，因为华中师范大学正好有一个中国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者论坛，我有一个点评任务，所以临时跟组委会协调调整一下，先抛砖引玉，后面的报告肯定比我的更精彩。

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在资源经济学和能源环境领域做的积累性的和最新的工作进展。主要从四个方面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回顾在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学说，即“资源诅咒”理论，对“资源诅咒”或者资源型地区发展新问题进行探讨，进而讨论相关的机制和其内在原因，最后寻求破解之路。

首先，简单回顾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实际上这个研究主题——资源型地区或能源型地区的“资源诅咒”问题，是我从一开始接触经济学，最早开始研究的一个领域。资源型地区的发展首先从数量来看，资源型城市占全国39.8%，将近40%的体量，仅仅从体量上来看，资源型地区的发展效率及其与其他地区发展是否平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国民经济未来的走向，今天的主题也是共同富裕，如果广大资源型地区或者资源型城市处于不利的发展境地，拖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腿，就谈不上共同富裕，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资源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理论的观点，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良好的资源禀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它是能源工业化起步和经济增长必要的基础和动力，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跨国和跨地区的研究显示这样一个观点并不必然成立，一批经济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简单地说，即资源禀赋并没有发挥预期的带动作用，反而变成一种限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常常遭受“资源诅咒”。现有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在跨国层面和我国或者其他国家地区层面都是普遍存在的，典型的“资源诅咒”案例像OPEC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数据显示60年代以来OPEC国家很富裕，增长步伐很快，但是增长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停滞了，人均GDP低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图中左边是跨国层面进行的检验，描述性及计量检验表明，资源丰富度跟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右边是首次在国家层面进行的检验，以美国为研究样本，美国这样的非常的发达国家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从2005年开始，国内陆续有学者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我最早在博士论文中也是主要研究这个问题，左边是我在博士期间的一篇文章，发现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不一定带动了西部地区发展，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能源的开发强度实际上跟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右边的图显示，在2000年之前（西部大开发是1998年开始实施，效果稍微滞后了两年），西部地区整体开发强度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是负相关，在2000年之后，跟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这样导致了一系列空间大范围的能源资源现象。

刚才讲资源丰裕，实际上很多文献都在质疑这个问题，资源丰裕到底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后来追根溯源发现了一个很容易引起误导的基本概念，很多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受刚开始提出该理论的奥特、萨斯等学者的误导，他们均将着眼点放在资源丰裕的视角上，但是真正使用指标去衡量时，大部分学者是使用的资源依赖度指标或者变量。对此我提出一个观点，资源产业依赖，也就是对资源型产业过度依赖导致经济增长步履维艰、停滞不前，也就是产生“资源诅咒”的根本性原因，而资源丰裕本身是对经济增长是正向的、有利的。右边的图，首先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常规路径，不依赖于自然资源；而这个曲线是资源禀赋式的增长，最开始通过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是可以得到更大的边际产出，起步更有优势，但是当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之后，自然资源过度依赖导致的副作用就会进一步凸显，逐渐把优势瓦解甚至抵消掉，经济增长从而过渡到下降的趋势，而正常的经济增长靠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长期来看“资源诅咒”在世界范围还是广泛成立的。导致“资源诅咒”有哪些原因呢？文献跟研究显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资源价格波动，资源价格的需求弹性很大，变动范围很大，繁荣期像中东地区富得不得了，当价格走低时又穷得可怜，价格波动对宏观环境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导致投资效率、投资规模进一步下降；二是荷兰病效应，资源产业的红利像吸水机一样，把其他要素吸引到与之相关的部门，从而对其他部门产生打击，尤其是制造部门，荷兰病主要讲的是资源产业依赖部门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制造业衰落的话，长期经济增长肯定是乏力的；三是挤出对一些经济增长有利的因素，比如投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四是像山西这种有很多自然资源的地区存在很多制度上的缺陷，产权界定不明晰、审批过程不透明等等导致寻租腐败现象发生，由此产生制度恶化效应对经济增长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通过前面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几乎大部分文献都认为自然资源跟经济增长之间是线性关系，要么是绝对存在资源缺口，要么是绝对存在资源富足现象，后来我们提出它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当将自然资源依赖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适度使用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也就会产生所谓的红利效应；当自然资源依赖度过渡到一定程度，可能达到某一个阈值之后，所谓吸纳效应就是刚才的挤出效应就会显性占优，所以就导致了“资源诅咒”的发生。通过检验，我们发现，自然资源依赖度对人均GDP增长、生产率的增长都呈现一个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是前期的研究背景。

我最近几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注资源型地区的绿色转型问题，一系列的文献显示，资源产业依赖会通过一系列行为和机制导致资源型地区增长乏力，但是有一个现象或者因素是关注不足的，即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生态环境恶化实际上是针对资源型地区发展，尤其是一些环境目标所提出的，这对本来增长乏力的地区而言是雪上加霜，给它戴上了新的紧箍咒，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资源开发活动会破坏生态环境，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要探讨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必须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并作为约束条件。通过现实的观察可以看到，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对比，不论是从空气污染，如二氧化硫、粉尘排放强度及规模来看资源型地区都要高于非资源型地区，可以发现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壮大对资源型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并未形成有效支撑，而且它还透支着资源型地区的生态环境，这是非常需要引起重视的现象。我们也从健康、人力资本的维度总结了其不利的影响，发现近些年普遍关注的PM2.5（雾霾污染），也是资源型地区排放强度更大，这样不利于资源型地区的居民的健康，也不利于资源型地区人力资源资本的积累。

从现在关注的双碳目标、碳中和、碳排放的角度对比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可以看出，不管是碳排放强度也好，还是碳排放规模也好，都是资源型地区明显要高于非资源型地区，自然也可以得出资源依赖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发展或者增长维度会产生诅咒，也可能对居民的健康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部分科学研究显示，碳排放的增多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多不容忽视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碳排放也是一种关注。

通过种种上述观察，资源型经济的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会产生非常高昂的环境成本和健康风险，而且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运行也会使得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陷入步履维艰的状态，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内蒙古近几个周期的五年计划都提出了能源强度、碳强度的减排目标，尤其是能源总量控制目标，在“十三五”期间，只有内蒙古一个强目标、硬目标都没有实现，所以内蒙古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资源型地区发展很典型的案例。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案例看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些低碳发展目标约束下，这些资源型产业或者面临着清退、停产、关停的政策干预，旧动能肯定要进一步丧失，资源型地区新的发展和机遇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我们还发现新一轮所谓的资源型地区的发展陷阱也导致了跨区域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发达地区在污染控制目标趋紧的情况下会把很多污染物、污染产业直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这些污染产业实际上恰恰与资源型地区的产业具有很强的供应链关系，天然就承接这个产业的本性，导致资源型地区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可能陷入新一轮的资源优势陷阱。

我们概括一下，资源型地区的发展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增长本来就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受到生态环境的约束，据此，我们就提出资源开发活动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双重效应，既阻碍经济增长又破坏了环境，我们从经济增长维度将其概括为“资源诅咒”效应，该现象已经在我国区域层面演化或升级为绿色或者低碳发展维度环境组合效应，表现为低增长和高排放。

要破解“资源诅咒”问题，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其产生的机制。首先，资源型产业本身是高排放高污染产业，很多在生产、矿业开采、运输过程中本身就是高能源消耗的过程，而且开采过程会产生很多难以挥发的气体，对空气和地下水产生很明显的污染效应。所以从图上看到，资源型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和工业整体部门的差距是逐渐扩大的，甚至一度达到工业整体碳强度的2倍以上，碳强度是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碳强度越高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排放得就越多。所以，整体而言，资源型地区的碳排放效率、环境效率是偏低的，而且资源产业的碳减排是有较强的滞后性，工业部门一直下降，但是它是大体呈现倒U型关系，它的下降相对于整体工业部门存在滞后效应，也就是对高碳排放产生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以就此提出资源型城市本身就存在一个碳强度效应。我们做了一个检验，以能源型产业最有代表性的资源型产业为代表，以能源产业依赖为度量，不管是产值，还是投资角度的资源型，能源产业依赖对碳排放绩效都有很明显的负向影响。我们进一步去检验碳排放、碳强度，发现能源产业依赖强度越大、水平越高，不管是从单位GDP的碳强度，还是人均碳排放量，都是正向的影响，能源依赖度越高，碳排放强度越大，碳排放绩效越低。第一方面，资源型地区本身的资源型产业部门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低、技术进步率比较低，对技术要求并不高或者技术相对成熟的部门，资源型产业的比例比较高，就会对整个地区的技术创新需求降低。所以我们说资源型产业通常是技术进步率偏低，规模报酬不变甚至递减的这种部门，本身对新兴技术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很多创新是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在资源型地区，资源型产业获得红利相对容易，很典型的煤老板现象，就导致企业家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缺乏长期投资创新行为的考虑，所以就会削弱整个地区的创新能力，而我们知道要实现节能减排、提高环境绩效根本途径之一就是要依靠绿色技术创新，这样一种环境就导致资源型地区对绿色创新产生了所谓的挤出效应。我们做了检验，发现能源依赖度与绿色创新也是负相关关系，而且能源依赖强度越高，无论是绿色专利总量还是人均绿色专利都更低，能源产业越多，比重越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就越不足。第三个方面就是把它概括为市场失灵效应，市场失灵从价格而言，很多资源型地区本身就不需要支付很高昂的运输成本，而且本地也有财政补贴，所以能源价格是偏低的，所以资源型地区会有更低的资源或者能源使用成本导致节约能源的动力不足，使得资源浪费现象比较明显，使得节能减耗、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也不足，从短期和长期两者对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协调程度产生了弱化效应，也就会强化高耗能、高碳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叫做市场失灵效应。

前面都是偏宏观经济视角机制，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微观经济视角的所谓“资源诅咒”产生的机制。我们从近些年学界、政府部门关注的僵尸企业的视角去探讨这个问题。从现有的数据可以看到，很多僵尸企业存在的行业实际上就是广大的偏资源型行业，比如黑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行业，这些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比重都是超过30%、近30%，或者更高的比例。我们进一步又发现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跟碳排放、污染排放也是密切相关的，僵尸企业很多分布在高排放、高能耗型行业，比如金属冶炼行业、加工行业，大规模僵尸企业的存在，就会导致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增加。

我们又做了进一步观察，基于资源型城市的视角，从数量、就业、负债和产值四个角度去做了对比，发现总体上都是资源型城市的僵尸企业比重高于非资源型城市。我们也进一步做了散点图，煤炭、石油气等重要资源广泛分布的资源型地区僵尸企业占比更高，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识别也是验证了我们的判断，不管从就业角度来看，还是产值或者资产比重来看，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就会对僵尸化程度产生很明显的促增效应，用其他很多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都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们已经验证资源产业依赖会产生更多僵尸企业，进一步又验证僵尸化程度提高会抑制碳排放绩效，同样也验证了我们这样一个判断，僵尸企业存在越多、比重越高会降低城市碳排放绩效，从而不利于地区的低碳转型发展。从这个结论来看，僵尸企业虽然是微观的，实际上对整个产业结构产生很强的锁定效应，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源型地区转型会面临很强的产业结构的锁定效应，不利于其整个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最后，所谓的政策含义，即破解之路，核心思想就是说资源型地区要实现跨越式、绿色转型发展，一定要摆脱资源产业依赖，要降低对资源型产业过度依赖，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摒弃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是好的，但是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也会产生种种负面效应，从而限制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步伐和转型的速度，所以千万不能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具体从几个方面来实现：一是选择多元化产业主导方式，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即使在非资源繁荣期也可以有其他主导产业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绿色化和低碳化产业发展要重点扶持。二是资源型产业本身要进行绿色生产化革命，提高资源型产业本身的碳排放生产率和环境绩效。三是资源型地区资源产业依赖对创新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那么对冲这种不利影响，可以利用资源繁荣期获得的资源红利成立专项基金、创新券等去扶持和激励资源型地区的企业家从事技术创新行为，尤其是绿色出行创新行为。四是从僵尸企业角度，僵尸企业的处置现在是国家特别重视的问题，抓僵尸企业就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既可以去产能，又可以提高环境绩效，而且可以促进绿色经济转型，可以一石二鸟、一举两得。最后，从价格机制角度来看，要强化市场机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真正利用价格信号去进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来推动整个资源型地区环境绩效的提高，促进低碳转型和绿色转型升级。

谢谢！

（本文为速记实录，未经演讲者审核）